7月7日，由北京市法学会物权法研究会和大成律师事务所主办的“金融创新中的风险应对”高端讲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会议旨在探讨金融“严监管”下的争议解决之道。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法律顾问卜祥瑞、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院副院长赵健、原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林海权等出席会议并进行主旨演讲。

　　与金融业界探讨的角度不同，法律界人士多将目光放在如何解决纠纷上。特别是在当前“严监管”的大背景下，怎样理解金融创新与合规的关系，法律人如何适应金融创新带来的变化和由此引发的金融争端？金融创新过程中产生的争端又有什么样的解决趋势？与会嘉宾对此进行了深入解读。

　　金融创新与合规不矛盾

　　“现在还能提金融创新吗？”这是卜祥瑞接到论坛主办方建议话题的第一反应。深思熟虑之下，他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专门有这样的一句话——‘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所以创新并没有被否定。更重要的是，推动高质量的发展，提升供给体系和质量，关键也在于创新。”

　　“严监管”不拒绝创新，拒绝的是伪创新。在演讲中，卜祥瑞列举了五种创新的“问题”。一是伪创新泛滥，即不考虑风险、管理、合规，只考虑利润，在监管规定出来后只考虑如何“规避”的办法，而不考虑风险控制的创新太多了；二是羊群效应，一些中小金融各机构看到大金融机构做了一些创新业务，在自己准备不充足的情况下就盲目模仿或跟随；三是“盲人瞎马”，部分金融机构在看到西方或者其他机构做新业务的时候，自身对业务逻辑理解并不成熟，可能还存在一些暗箱操作，让创新业务偏离本意；四是“一管就死”，在一个有序的制度下，创新产品本应在某一个领域形成一个螺旋式的上升，但是很多领域由于缺乏制度约束，并不是螺旋式上升，只是把时间消耗掉了，导致监管加强后生命力不强的机构也不知道该如何继续开展业务；五是同案不同判，对创新的标准不明，每个法官心目中“鼓励”的程度也不一样，这需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或其他机制来明确。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在“严监管”背景下，更多的是机会。“作为律师而言，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恰恰是市场最广阔的时候。”卜祥瑞表示，“我们缺少的不是案源，缺少的是能够智慧解决案件的律师。”

　　这里的智慧指的是专业。林海权认为，在金融创新花样百出的背景下，这种问题暴露更加明显。“从司法角度看，司法，对法院来说功能很简单，主要职责是依法审理案件。作为法院，所有的金融行为原则上跟它是没有关系的。只有在金融交易产生纠纷进入法院形成诉讼的时候，法院才会接触到金融纠纷，并依法审理案件。如果在法律非常严格的情况下，法律对所有的交易行为提前规定得很清楚，法院只要严格依照法律审理案件就可以了，不存在所谓的裁量空间，也不存在所谓的政策制定功能。”林海权表示，“我们的金融交易是比较奇特的，我们的金融是不断创新的，金融创新的本质是不断规避现有的法律，形成新的交易结构。如果只遵循之前已有的法律，很难有明确的裁判依据，也就决定了有些情况下司法机关需要承担政策制定的功能。”

　　这种裁量空间是争议的焦点，更是法律从业者对金融逻辑、相关政策理解程度的重大考验。

　　金融创新风险应对的解决趋势

　　不断演变的金融创新，对应着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方案。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是其中几个关键的办法。

　　据卜祥瑞介绍，现阶段通过诉讼渠道解决争端的占比还在90%以上，而他呼吁要更多地选用仲裁的方法。“我一直觉得，金融仲裁是一片蓝海。”他表示，“金融仲裁在某种意义上更适用于金融机构化解争议。第一，经济。这是市场经济当中理性人必须要考虑的。第二，高效。办案的压力与人民法院相比有一定优势。第三，比较灵活。大家可以选择谁给我裁案子、什么时候开庭、以什么方式开庭、简易程序还是其他程序、用什么语言、在哪一个机构进行仲裁等。虽然仲裁员不会偏向你，但是可以在法律范围内支持你，且不会受限于一些政治因素的干扰。第四，专业性。在法院指派案件时大家是没有选择权的。一些法官可能没有审过金融类案件，而这类案件往往需要很强的专业金融知识，因此就耗时耗力，需要花费各方很长的时间来解释。但选择专业性强的仲裁员，有时候就能高效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