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16年下半年的金融去杠杆之战，当前已基本完成了既定目标。 2018年下半年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针对新形势中央提出了“六稳”的工作重点，经济的发展亟需新的动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提上了重要日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当前的金融体系存在着诸多问题，已经无法适应新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需要构建现代化、市场化并且符合创新要求的金融服务。其中，疏通货币传导机制是重要的任务之一，当前它有两大阻碍：一是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占比较低；二是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状况与其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占比不相匹配，处于失衡状态。

　　金融如何支撑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企业、创新企业的发展，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金融服务以间接融资为主，在间接融资中又以大中型银行为主体，且内部的制度政策安排、技术能力以及激励约束机制不够健全。在国有企业借款结构中，银行贷款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加上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自身信用等级较低的客观条件，使得他们高度依赖非标融资和“影子银行”，表内贷款极度乏力。

　　而表外业务转表内是大趋势，伴随着表外转表内的影响不断显现，影子银行快速萎缩。从2018年的社会融资结构来看，表外转表内，新增人民币贷款占比81.4%，创2003年来的新高；受资管新规和金融去杠杆影响，表外融资大幅减少，同比多减6.5万亿元，并且首次出现负增长，新增-2.93万亿元，占比-15.2%。

　　对于民企而言，2015年至2017年非标融资占比分别为43.9%、38.3%和15.4%。影子银行的快速萎缩，使得民企融资难度明显增大，加上2018年债券、股票市场的不景气，融资能力下降，民企融资渠道进一步被收窄，其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2018年尤为突出。

　　在笔者看来，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性的问题导致的信贷供需不平衡，缺少能与民企、小微企业相匹配的“下沉式”金融机构。

　　货币政策需要配合改善营商环境、政商关系的相关措施，实行普惠金融，平衡好总量指标和结构指标，推动宽货币转向宽信用，切实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并采取其他有效措施，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一是我们要客观看待影子银行对民企融资的作用，推动其良性发展，缓解融资断层。在国际经验中，影子银行的发展客观上缓解了金融系统中长期存在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美国的影子银行最初对美国经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而积极的正面作用。我们要看到民间金融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贷款方面起到的雪中送炭的作用。它应该像所有民营企业一样，得到充分的身份认同、成绩认同和政策扶持。

　　我们在守住金融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同时，要正视民间金融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不能“一刀切”式的全盘否定，要加强监管和制度的约束，引导其向合规、健康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二是要完善金融基础设施。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传统的金融基础设施已经不能满足现在金融机构的发展和行业监管的实际需要。金融运行效率的低下，自然会推高融资成本，可直接导致民企融资贵融资难和实体经济的产出下降。所以，我们要建设高效、安全的设施体系，包括交易系统、信息系统、支付清算系统、征信评级系统等。

　　三是要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以金融科技应用成果促进金融渠道有效下沉。我们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手段，推动“金融+科技”的深层次融合，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增加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获得性和便利性。金融科技可以提升传统金融服务水平、创新和丰富金融产品、拓宽服务领域，使得金融朝着个性化、多元化和服务精细化方向发展，同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风险的防控能力。

　　金融科技为传统金融机构赋能，具有强烈的普惠价值，它们在发挥各自优势基础上进行融合，能够起到1+1＞2的效果，有效提升民企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效率。

　　四是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特别是股权融资比例，从源头上减少民企对债务融资的依赖。抓住科创板机遇，助推创新型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发展PE、VC、天使基金等新金融业态以提供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他们对风险的包容度与银行放贷注重的偿债能力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