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金融业的问题有三个基本要素：“体、境、魂”。
“体”指金融自身物质层面，包括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完善体制机制、提高管理能力、提高员工素质等。
“境”指社会环境，包括经济的稳健发展、法制的健全、社会信用状况的改善以及国际金融环境的优化等。
“魂”就是金融文化。
在这个大前提下，我谈几个观点。
一、什么是金融文化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人类的共性文化在横向上反映为各民族的具体文化，比如中华文化；在纵向上反映为各领域的特殊文化，比如金融文化。金融文化是人类共性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
金融文化说复杂非常复杂，涉及到整个金融理论体系和运行体系。从某个角度来讲，“金融”包括“金融物”和“金融人”。金融是资金的融通。资金是人的物质财产的货币表现。因此说到底，资金融通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就要受到文化的影响。金融文化就是金融领域相对于资金、技术、法规等“金融物”来讲的着重于解决“金融人”问题的一个命题，就是人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亦即人在什么精神状态下指导资金的运动。这种精神状态又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为金融理念、金融法律，再作用于人的具体行为。
金融文化说简单又非常简单，按我们的传统说法就是加强金融领域的思想政治工作，按现在的时髦说法就是德治；如果用三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金融之“形而上”；如果用两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诚信”；如果用一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金融之“道”。“诚信”是金融文化的基本元素，“形而上”是金融文化的广度概括，“道”是金融文化的深度聚焦。
“形而上”与“形而上学”有联系又有区别。“形而上学”一词据我考证最早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最后的一部哲学演讲稿，名叫“形而上学”，后作为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哲学名词，流行于15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直至今天。当时一些科学家将自然界划分为各个孤立的“部分”，并从“外部”分门别类地加以考察。像西医分成眼科、耳科、鼻科、喉科，分得非常细，就差没有分成左耳科、右耳科了。这有科学的一面，但也有忽略它们之间联系的一面。培根和洛克又将这种思想方法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领域，黑格尔后来将形而上学作为反辩证法的同义词。而“形而上”一词，其出处据我了解最早见于《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后来唐代的孔颖达以及再后来的朱熹、戴震等也提出类似观点。简言之，“形而上”指精神文化，“形而下”指物质，形而上和形而上学有联系又有区别。
二、金融文化的作用及与经济金融的关系
“文化”就其性质而言，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的精神财富。文化与经济金融的关系，是灵魂和躯体的关系。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躯体，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先有躯体，后有灵魂。既不能“魂不附体”，又要“体内生魂”。所以，金融文化源于金融实践，反过来指导金融实践，最后又随着金融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没有金融实践，产生不了金融文化；没有金融文化的影响，金融实践难以健康进行。先有金融硬实力，呼唤金融软实力，呼唤金融文化。有了金融软实力，金融文化再反作用于金融硬实力。我们首先要进行物质生产，发展经济，否则就没有产生“灵魂”的物质基础；同时要弘扬我们的文化，“体”要生“魂”。只有躯体，没有灵魂，是行尸走肉，是植物人；只有血肉丰满又有灵魂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文化和经济金融，我想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在实践中，金融文化又可以做多种分类，比如可以将金融文化分为金融企业文化和金融监管文化。金融企业文化是金融企业从业人员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金融监管文化是金融监管机构从业人员在对金融企业监管过程中的精神反映。金融企业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企业的经营理念；金融监管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理念。
金融文化按行业还可具体分为银行文化、证券文化、保险文化等。金融业各个机构还可以形成本机构的特有文化。例如光大集团就有光大自身的企业文化。我前些天讲的“人本经济学”实际就是讲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及对金融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根基是《易经》，经历了伏羲八卦—周文王六十四卦—孔子《易传》等的发展演变。《易经》核心是四个字：阴阳平衡。这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诸子百家、孔孟老庄，后来不断发展到今天。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经过不断总结提炼，包括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形成的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成很多类，像思想文化、文学文化、艺术文化等。我想就其思想文化而言，它的精髓主要表现为以对宇宙、社会、人自身的朴素认识为代表的世界观，以朴素辩证法为代表的方法论，以追求和谐社会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观，以“修齐治平”和“三不朽”为代表的人生观、价值观。那么在物质分配与交换领域，则主要体现为“诚信为本”、“重义轻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这些思想对中国“金融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中西文化差异与国际金融文化利弊
一个民族的文化决定或影响着该国家具体领域的文化。中西文化各有长短。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更为崇尚道德、集体利益，但也有忽视个性的问题。西方文化更为崇尚法律、个体自由，但是缺少集体概念和亲情意识。当然也不尽然。中国文化习惯于定性的分析，西方文化习惯于定量的分析。中国文化更注重方向，西方文化可能更注重细节。我说的是总体上，当然也不全是这样。所以中西文化应当互补短长，共取各自精华，共弃各自糟粕。
在长期实践中，国际金融业形成了自己的主流正面文化，比如法制文化、体制文化、创新文化、敬业文化、精细文化等。国际金融同行的法制观念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国际金融同行重视体制机制建设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国际金融同行的创新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国际金融同行的敬业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国际金融同行的精细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与此同时，当前国际金融文化也存在诸多弊端，如利信问题、虚实问题、王霸问题等。
利信问题。金融本以信用为基础，但是现在国际金融业已然出现罔顾信义、唯利是图文化，其中尤以华尔街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最为典型。金融业是要盈利的，关键是利、法、信、义、道这五个字如何摆布。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为前提，要以“道”为基础。在目标上体现为“利”，在行为上体现为“法”，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正所谓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 “道”是什么？《道德经》讲，“道可道，非常道”，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是人类的特有智慧，也可以说更是中国文化的特殊现象。
虚实问题。金融本属虚拟经济，应该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然而国际金融业已然普遍存在创新无度文化，衍生品泛滥成灾，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
王霸问题。这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概念。金融涉及各国共同利益，本应着眼宏观全局，谋取共赢之道，但是国际金融业霸权文化盛行。拳头第一，丛林法则，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双挂钩”开始一直就是如此。
还有其他，余不赘述。
这些表现在形而下层面的具体现象，实质是形而上层面的国际金融文化扭曲，也是国际强权政治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反映。全球金融危机本质上就是金融文化的危机。
五、中国金融文化的问题与方向
中国金融文化的问题既蕴含着国际金融文化问题的一般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大体有十个问题：
一是贪大求快文化。盲目攀比，片面求大求快，进而形成“唯规模”论，乱拉存款，乱比市场份额，乱比发展速度，酿成风险隐患。这种贪大求快的文化普遍存在。
二是粗放经营文化。贪大求快导致不是靠服务靠效率，业务是跑关系跑出来的，挖人挖出来的。“人”不是有水平，而是有“关系”。存款是喝酒喝出来的，市场是送礼送出来的。这种粗放文化应该说不同程度地仍然存在。
三是发展趋同文化。同质化严重，都要“做大做强”，都搞零售转型，都扎堆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千行一面，缺少特色。
四是轻视信用文化。缺少对“诚信是金融之本”的认识，为抢市场份额甚至无所不用其极。
五是轻视法规文化。缺少遵纪守法的自觉意识，违规现象比较普遍。
六是二元文化。中国金融发展中，东中西部、城乡金融等发展不平衡，形成“二元金融现象”，习以为常变为“二元金融文化”。
七是惩办文化。讲处罚多，讲教育少，形成惩办主义，而关系疏通好了又可以“放一马”。
八是照搬文化。改革开放固然要学习国外有用的东西，但不能盲目照搬。比如我们的公司治理，既搬来英美的独董制，又搬来欧洲的监事会制，叠床架屋，重复劳动，加大成本，影响效率。再比如“模型”，应该是“有模型，不唯模型，重在实际情况”。一个假设变了，整个模型就失灵。我的观点是学而不搬，学为己用，既要称希腊，又不能言必称希腊。
九是短视文化。不善于从战略全局考虑问题。当然金融业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懂技术，一定要细致，细节决定成败。但凡事都有两个方面。首先要看路，其次才是拉车。南辕北辙不如原地不动。
十是“井蛙”文化。一些从业人员只知金融不知其他，视野不宽，不知经济决定金融，不懂虚拟经济必须以实体经济为根。
这十个方面程度不同，也不一定准确。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是形而下的工作问题，实质上是形而上的金融文化问题，许多也是社会问题，是社会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反映。
如何建设中国的金融文化？我想了十个主题词：改革、发展、诚信、安全、管理、法治、服务、效率、和谐、幸福。
同时我认为，中国金融文化现阶段可以表述为：“诚信为本、依法经营，科学管理、安全第一，改革发展、以信取利，服务社会、全员和谐，谋略通道、融入世界”。这一表述既可从形而下之工作层面去理解，也可从形而上之金融文化层面去认识。
六、编制两个金融文化指数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为解决上述问题，我建议始于足下，先试编《G30金融文化指引》，并试编两个指数：“国家金融文化指数”和“金融企业文化指数”。
“国家金融文化指数”可以以十个金融“软实力”为基础（详见拙作《加强“金融文化”建设，实现由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向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转变》），主要包括：金融宏观调控能力效用和预见性、金融市场意识、金融监管能力与安全守法意识、金融创新意识、金融人才意识与人才使用合理度、金融全员幸福度、金融社会环境与社会诚信意识、金融理论建设、金融国际环境和谐度、金融对社会和谐发展贡献度。
“金融企业文化指数”可以以“金融企业发展的十条准则”为基础。这是我在光大提出来的，主要包括：更有效益的发展、更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更有后劲的发展、更有创新能力的发展、更有前瞻性的发展、更有凝聚力的发展、更协调的发展、更有品位的发展、更有社会责任的发展、更有员工幸福感的发展。
这两个指数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量化。我想这两个指数可以指导成百上千的那些“专业指数”。
七、重振金融文化呼唤勇于担当的金融家
事都得靠人去干。但是目前一些“金融家”的社会形象并不让人乐观，金融危机以来尤甚，有的甚至沦为人类共诛之、全球共讨之的境地，比如麦道夫。
真正的金融家不应是单纯的技术专家，更不应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更不应是“庞氏骗局”的发明家。真正的金融家应当是在金融这个特定领域精通专业、兼通其他，能够把握行业规律、掌控发展方向、带领行业前进的实干家；应当是有思想而非空想，有信仰而非迷信，有理想而非理想“化”的思想家；应当是对社会负责、严于律己、勇于担当的政治家。
政治家与政客有何区别？政治家以社会为己任，以社会为“家”，他们站在历史的高峰上去考虑问题，这是一种境界；政客是在社会做“客”，以社会为施展权术的平台，这是“现得利”主义。所以真正的金融家应该是实干家、思想家、政治家。他们要以社会为己任，以行业长远发展为己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在乎一时的利害得失，不计较个人的功名利禄。金融文化建设能否成功，关键在此。
怎样成为勇于担当的金融家？这需要具备很多的素质，这个也可详见拙作《应对金融危机，需要一批“真人”》，这里我只提一个必须学哲学的问题。我个人粗浅的体会，学好哲学，一通百通。我今天讲了许多诸如形而上与形而下、躯体与灵魂、金融物与金融人、硬实力与软实力、德治与法治、谋技与通道等一系列对立统一关系，这其实都是哲学的命题，也可以说是“金融哲学”，哲学看似无用，实有大用。（作者为光大集团董事长，本文为作者在 “G30”银行行为与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