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的深远意义不亚于一场经济革命：重建经济竞争优势基础的革命。对于企业、产业乃至整个国家而言，传统上采用的成本领先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落伍，不足以保证在日益激烈的经济竞争中获得战略优势，甚至不足以保证企业的生存。供给侧改革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为中国经济重建竞争优势的厚实基础，避免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沦为输家，主要涉及四个重大主题——经济政策导向、政府与市场关系、平等竞争和企业家精神。

　　转换经济政策导向

　　供给侧改革首先明确要求转换经济政策导向：从特定目标导向转向竞争基础导向。两者之间存在根本差异。目标导向关注增长率、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特定宏观目标，也关注服务业、高科技产业比重等中观目标，还关注引导企业的特定行为（如鼓励创新与投资）这类微观目标。经济政策因而被看作对这些特定目标的技术性回应，而政府与学者的任务就在于协调一致地推动指向特定目标的政策方案。隐含的逻辑是：判定政策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就在于特定目标是否达成，而最可能达成目标的政策方案便为最优方案。

　　由于忽视如何建构竞争优势的基础这一根本问题，目标导向型经济政策的局限性非常明显。快速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也使其代价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不灵验。长期实行的需求管理政策带有浓厚的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色彩，在许多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失败，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中国依然需要这类宏观经济政策，但认识到其固有的局限性更加重要。一般来讲，尽管基本规则和实务操作相对简单，但这类政策需要严格的制度条件才能奏效。发展中国家大多不具备这些条件，这也意味着对这类政策的价值决不可高估，尤其不可凌驾于“结构性政策”之上。

　　供给侧改革所致力推动的正是结构性政策，聚焦经济竞争优势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建构的中长期战略问题。随着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如何在成本领先战略之外，再造竞争优势的新基础，实为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最紧迫务实的课题，它比经济政策的特定目标重要得多，也比整体经济体量重要得多。从根本上讲，中国经济的未来，不在于体量的大小，而在于“拿什么竞争”。中国没有必要成为外强中干的经济庞然大物，而应成为富于竞争力与活力的大型经济体，尤其是在企业与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方面。

　　再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为构建竞争优势的新基础，供给侧改革致力达成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宏大命题——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紊乱长期困扰着中国经济，产业政策与行政审批领域尤其如此。

　　问题并不在于“谁的作用大（小）一点”或“政府应多管还是少管”这么简单。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确保将政府干预限定在“市场失灵显著且后果严重”的领域。许多市场失灵并非来自市场本身，而是源于过度或不当的政府干预引发的外生失灵，如同过量或不当服药引发人体疾病、损害自我修复能力一样，这类失灵本质上是政府失灵而非“真正的市场失灵”，后者可称为内生失灵。清晰地区分外生失灵与内生失灵至关紧要，后者相当于人体自身产生的疾病。

　　中国经济的内生失灵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外部性，包括发明创新活动给社会带来的“正外部性”以及环境污染与破坏给社会带来的“负外部性”。其次是与信息不对称相关的欺诈行为，食品与医药领域最为严重。内生失灵也包括垄断。但在我国，垄断主要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国企垄断和利益集团式的垄断，在几乎所有重要行业都相当明显。没有强有力的供给侧改革，将无法设想经济机遇可以平等地赋予民企和所有人。

　　促进平等竞争

　　平等竞争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不平等竞争造就竞争劣势而非优势，供给侧改革因而应致力于消除不平等竞争，特别是民企与国企间竞争条件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固化导致的个人经济机遇间的不平等，社会底层人士尤其如此。

　　不平等竞争有许多来源，并非只是垄断，但垄断是其中重要的根源。

　　旨在促进民企与国企间平等竞争的供给侧改革，应致力消除经济政策的“身份取向”。对国企的偏爱无异于对民企的歧视，尽管民企的经济绩效、活动与创新潜力，甚至超过国企。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民企作为重要基础或基石。在“包容性发展”的理念下，确保民企在税收、信贷、政府采购、补贴等政策清单中取得平等地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民企与国企，原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公民”，理应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对民企带有政策偏见和歧视的经济体，不可能在长期竞争中获得优势。只要确保民企与国企具有平等竞争的起点、条件和基础，那么，赢家必定就是更具竞争优势的一方。至于国企的“社会职能”，应尽快移交政府，这是平等竞争的重要方面。

　　激励企业家精神

　　纵观历史，经济竞争力最强的国家和经济体，无一不是企业家精神最旺盛的国家和经济体，没有例外。繁荣与富强的深层根源，不是尖端的科技，而是弥足珍贵的大批职业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崛起。中国的现状还相差较远。

　　有鉴于此，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要义，并非仅仅是引导以合理成本充分提供消费者喜爱的一流产品与服务，也不仅是确定产业优先性的政策清单，而是为企业家精神的成长创造最适宜的制度与政策环境。从根本意义上讲，中国经济最重要也最缺失的东西，不是产品与科技，也不是产业的升级换代，而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