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地方债问题仍是焦点。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严禁各类违法违规举债、担保等行为。而民建中央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提交相关提案，认为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存在责任不明晰、信息不透明、隐性债务风险大等问题。

　　应当说，中央对于地方债问题一直高度重视，过去三年内可谓数规并举、力措频频。从督导检查到严惩不贷，从公开发行债券筹资、借力债务置换到鼓励PPP等政策轮番出台，皆是致力于“疏明渠、堵暗道”的标本兼治之举。特别是近一年来，随着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政策的重中之重，“堵暗道”政策力度在不断加强。

　　上述举措也收到了一定成效。但是，债务统计口径不同使得各方的具体判断和政策建议存在分歧。在一些研究财政问题多年的专家看来，隐性负债规模庞大且“看不清”，正是当前心腹之患。

　　那么，为何隐性负债屡禁不止，重罚违规之下仍有“勇夫”？

　　一方面，财政支出无法骤然放缓。这既有部分官员在长期软性预算约束下的“侥幸”心理，部分官员或寄希望于上级政府伸出援手，或指望下届政府为其“买单”；同时，也有为稳定发展所做出的必要调整：我国财政政策发力的主要手段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经济快速发展，但随着我国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高速阶段，此前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可以消化的部分问题可能充分暴露，这也是近几年来地方债违约风险警钟长鸣的一个关键原因。尽管过去几年内对于速度和规模的迷信一直在纠偏，但是财政支出难以骤然失速，特别是今年面临着精准扶贫、环保治理等攻坚战，客观上也对积极财政的支撑有所依赖。

　　另一方面，明渠不畅。近三年，地方政府通过发行置换债缓解了债务压力，但是，各界普遍认为，从融资方面来看，政府目前融资成本太高，未来要继续提高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在全部政府债务中的比重。

　　此外，备受外界期待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在现实中也遇到问题。不仅民间资本参与度低，还出现了财政兜底、隐性担保、名股实债等不规范动作；专项建设基金的发放进度也不及预期。而且，被各界寄予厚望的PPP发展逐渐从前几年的大发展态势调整为2017年下半年的防风险为主。财政部PPP中心的数据显示，2017年四季度 PPP管理库项目净增项目359个、投资额6376亿元，分别比三季度减少503个、6660亿元，降幅达到58%和51%，入库速度明显放缓。

　　当然，风险防范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这无可争议。更何况，堵暗道，也是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的必要之举。那么，铁腕堵“暗道”的同时，又当如何满足嗷嗷待哺的地方发展资金需求呢？

　　一是转变财政支出重点，缓解财政压力。此前数十年，基础设施工程全面开花，多地“铁公基”项目趋于饱和。因此，深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当关注政策的边际效应和经济发展新阶段要求，在继续强化地下管网等薄弱环节的同时，支出重点要向医疗、教育、环保、新动能培育等领域倾斜，实现财政支出的结构优化。

　　二是需要建立地方政府“有为”与市场机制“有效”的桥梁，让明渠畅通。基层官员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发展角度，都不可能忽视财政支出和一定程度上的收支平衡，因此“强堵”效果往往是激发更多“花样”的暗道，让地方债问题更加扑朔迷离。而未来，要让各种明渠通畅起来的根本办法是：地位公平。

　　所谓公平，兼顾两个方面。一是指政府部门要尊重市场规则和契约精神，不能朝令夕改，让市场对政策的稳定性抱有怀疑，也让与之合作的市场主体不是“被迫参与”或沦为某种交易的一部分；二是指市场主体也需摆正心态，在与政府部门各方面的合作中不能视为“保险栓”，本着权责对等的原则，真正践行风险共担，不能指望政府全部兜底。

　　2017年12月底，财政部提出了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提出打破中央政府买单、政府兜底的两个“幻觉”，可谓态度鲜明。在这一决心不动摇的前提下，各方要做的不是逃避问题，而是认清问题和解决问题。直面隐性负债，积极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建立更科学、更市场化且更适应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兴融资模式，正在成为地方债破题攻坚的关键。